一、中国对越南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

对越南，中国一直因地理原因，难以征服。但是，越南与中国有基本一致的经济生活方式，在文化和社会体制上，也真心学习中国。同时，又努力在中国面前保持独立性。中国对越南基本采取藩属政策。19世纪末，法国占领了越南，对中国西南腹地渗透，并在客观上，将现代文明引入云、桂两地，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帮助越南共产党经过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，实现了国家统一。中国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战略环境。这一阶段，是中越关系的蜜月期。

随着越南完成统一，其统一法属印度支那的遗产，成为地区霸主的意向也逐渐明显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越南越来越明确地实行亲苏远华的政策。在客观上，就是配合苏联，意在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。这与中国的战略目标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。柬埔寨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。

在柬埔寨，波尔布特进行了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“新人”实践。在红色高棉组织内部，不断进行清洗，造成了韩桑林、洪森等逃亡越南，请求越南帮助，结束波尔布特的统治。越南趁势在1978年底，出兵占领了柬埔寨大部，扶持韩桑林傀儡政权。

中国则在1979年春节期间，对越南发起有节制的自卫反击战。战略意图是围魏救赵，希望将越军主力由柬埔寨调回越南。但这个战略意图没能实现。中国在即将进入以河内为中心的平原地区时，断然收兵回国。之后，就以持久战策略，与越南展开长期对峙，对各军区部队实行轮战，以增加实战经验，并以这些经验，成为装备、战法改革的初步动力。另一方面，就是支持柬埔寨抵抗力量，以西哈努克国王为核心，结成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，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。这一时期，是中越关系最恶劣的时期。

在这个时期，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阵线，与西方展开全面战略合作，大大改善了自己的战略环境，推动了改革开放。另一方面，也一直积极谋求与苏联改善关系。中越关系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作为一个次要的问题考虑的。

邓小平亲自提出了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，核心是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。另两个是苏联入侵阿富汗，以及中苏两国在边境线的军事对峙。以中国承受的压力论，后两个是主要的。但把柬埔寨问题提出来，意在直接打破苏联包围中国的战略企图，且彰显中国不以自己的利益为根本考虑，而是坚决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大国气度。而苏联方面，则不肯放弃控制印度支那半岛，与美国在东南亚形成直接对峙的均势的战略目标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中越关系就成为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焦点。苏联平均每天援助越南超过100万美元，而越南将其中的80%都投入了对柬埔寨的侵略和与中国的对抗。在经济上，苏联和越南，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。

最终，苏联决定在战略上实行全面收缩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。1989年5月中旬，戈尔巴乔夫访华，与邓小平举行会谈，邓小平正式宣布：中苏两国关系，“结束过去，开辟未来”。

当年秋天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停止对越南的轮战。越南也因失去苏联的援助，决定甩掉柬埔寨这个包袱。1990年春，两国在边境线停火。9月3、4两日，中越两国的总书记、政府总理，在成都举行会谈，签署了协议。当月底，由武元甲率越南代表团参加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活动。可以肯定，在政治风波后，美国对中国以压促变的背景下，中苏、中越因共同的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，走向缓和，甚至互相支持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。

1991年底，苏联解体。中国和越南都遇到了严峻的压力。中国因为有几十年建设和改革的基础，邓小平发挥了“不动摇”的作用，比较顺利地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。而越南则直接进入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。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借鉴中国的经验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，实行革新开放。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，初步摆脱了危机。但之后，就进入了内外政策的迷茫期。

二、越南的内外政策的迷茫

不必讳言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，就是要在保持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的前提下，再造、扶持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过程。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的过程，也是对原有的比较低水平的、僵化的、简单的社会主义的认识，不断深化、发展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各种不正确的，或者说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的，代表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利益的思想意识，一定会对整个社会的思想，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，以及党的理论工作者，都产生相当的影响。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，都有可能有意无意地，成为一些“新阶级”的代表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在改革开始的时候，对这个问题，不是没有认识。在主观上，其实都是希望既推进改革，又能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，最终使社会主义能够结合民族和时代的现实情况，得到丰富、发展，而不是改旗易帜。但是，实践证明，如果这些国家的领导核心，即无产阶级政党，没能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、保持、深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没能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，则改革必然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。苏东波就是走上邪路的典型表现。而越南实际已经发生了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。

就越南内部而言，党掌握着各方面的权力。但是，越南共产党并没有如中共一样，经历过探索中的巨大挫折，而后深刻总结经验教训，最后在思想上、政治上，独立自主地探索，最后成熟起来的过程。简言之，就是没有经过由长征到延安时期的过程。客观地说，越南革命和统一的过程，其持续时间之长，牺牲之大，仅次于中国革命。但是，越南实际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、援助下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，没有经历重大挫折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过程的。表面的艰苦卓绝，使其地区沙文主义情绪有了“历史基础”，而一路向前的成功，又使得这个党的思想基础没有真正扎实地树立起来。就这样，在实现统一后，苏联由于自己的战略需要，给予了越南不恰当的支持和引导，使其地区霸权主义情绪膨胀，直接走上了以对外扩张，而不是本国的建设、进步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错误的道路。之后，在这条道路上遭到 惨痛失败后，为了摆脱眼前的经济社会危机，又简单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的表浅的内容，走上了革新开放的道路。这样一条道路，不恰当地把所有的合法性都建立在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、国力增强这一个点上。一旦这个点遭到挫折，或者不能不断发展，就会再次陷入全面的危机。目前越南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遭遇的困境，内因即在于此。

就是在上述的内部问题的作用下，越南的对外政策，也走上了一条自作聪明，看似“左右逢源”，实际左支右绌的道路。表面看，越南似乎很精明，利用了中国和平崛起，美国以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大势，表现出明显的亲美的意向，又以自己的基本制度、意识形态与中国的一致性，确保中国相信，越南不会真的完全倒向美国。这样，作为一个曾经与美、中两个国家发生过战争，使这两个国家对其心气有一定认知的地区性大国，越南就可以左右逢源，保持自己相当的独立性，且得到这两个国家向其投入的最大利益。但是，这却使越南实际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境地。

根本原因，就是今天的越南，比不得当年的中国。最根本的一条区别，就是越南的体量，永远无法与统一的中国大陆相比。在同等的体制和战略意志下，中国可以在美苏面前保持独立性，并巧妙激化、利用美苏矛盾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战略环境。而以越南的体量，是很容易陷入乌克兰的困局的。作为一个两个大国甚至大的国际政治集团都无法放弃的前哨，总是希望追求左右逢源，却无法摆脱东拉西扯，不死不活的命运——这个东拉西扯，对乌克兰是偏重于地理的概念，对越南则是一个政治概念。

进一步分析，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，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，除了共产党，别的什么组织或者国家，即便是给全体中国人开饭，他就是有那么多的米，也没有那么大的锅。这个共产党，是指始终保持和增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的共产党。只有这个共产党，才能使中国有基本的稳定，进而逐步走向繁荣发达。而以越南的体量，美国是很容易在其内部组织代理人，完成和平演变的。之后，如果中国没有和平演变，越南也许会被美国当作一个样板，加以一定力度的扶持。但是，中国必定会努力对越南施加自己的影响。就是在差不多的处境下，各方面条件比中国和越南都远远优越的乌克兰，就是现在这样的乱象。如果中国也发生了和平演变，美国就不再需要特别扶持越南这样一个样板。以越南自身的条件，作为西方的附庸，其价值实在有限。以附庸地位换民生改善，都是不可能的。

理解了这个基本面，也就理解了越南的一些做法，以及这些做法导致的越南的现实的困境。具体情况大家都清楚，兹不赘述。越共中央的领导人，应该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错误的实质，才会派出主持书记处的常委作为特使，直接到中国与中共的领导人进行对话，交换意见，达成共识。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置。但正因为这是正确的处理，才使得越南内部的一些人，以发信的方式，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可以肯定，这封信的内容，是严重违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，意在挑战越南的根本制度的。相信这不会直接在越南内部引起大的风波，但却切实提示了越南可能被和平演变的危险。那么，中国应该如何在新的形势下，规划对越南的基本策略呢？进而言之，中国应从越南的现状，记取什么样的教训呢？

三、简析中国的对越策略

经上述分析，我们可以明确，越南现在对外政策的摇摆，是其内部的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迷茫的外在反映。对此，我们既不应掉以轻心，也不应做出不适当的估计，而是要保持定力，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，做出恰当的判断，实行正确的策略。

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，在当前的形势下，没有单纯的中越之间的，国家关系或党际关系，只有在中国和平崛起，美国重返亚太，遏制中国的背景下的，中国与越南的某些势力的直接的冲突，以及与另一些势力的合作的关系。必须认识到，今天中国与西方的斗争，以及合作，都涉及到了基本的国家体制、发展道路的对比、较量。我们不仅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不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“三个自信”，更要帮助越南这样的，与中国的制度体制、基本路线比较接近的国家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，挫败内外势力的和平演变的企图，帮助其强化对自己的根本制度、基本路线的“三个自信”。试想，如果连中国周边的，与中国在制度和路线上接近的国家，都不能保持稳定，实现发展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如何能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、有效性？如何能打破广大发展中国家，对西方鼓吹的“共识”的迷信，树立起对中国的发展道路、发展前景的信心？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破一立的效应，中国如何能带动发展中国家，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，为世界，首先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，得到最大程度的资源的优化整合，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？

因此，中国应坚定支持越南党内的坚持正确发展道路的主张，积极加强与越南的经贸、文化、政治交流，包括党际的交流、对话，互相鼓励，及时沟通，堂堂正正地开展一些斗争。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对越南内部的正确路线的支持，不等于放弃涉及到现实的国家利益的斗争。可以肯定，只有我国坚决进行国家利益层面的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才能使越南内部的正确路线，得到现实的强有力的支持，才能使越南整体上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。近五个月来的斗争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同时，应该切记，中国绝不能直接卷入越南内部的权力、路线斗争。我们要在各方面，从外部发挥作用，使越南以自己的理性做出判断，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。这样，才不至于陷入对越南的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的，费力不讨好的无限度的义务，而能真正使越南沿着正确道路，自力更生，与中国实现互利共赢。这是在务虚的层面应有的认识。

具体的务实的行动，就是要继续加强在南沙的一系列斗争，以实际行动，切实打消越南方面的一些幻想。同时，也要适时地把一些在中国已经因要素成本上升，利润逐渐摊薄的产业，主要是一些生产线，向越南有序转移。这个过程，应加强政府对投资的引导、协调、服务和保护，以此使中国自身的资源，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一些产业，得到更合理的布局，也在越南内部，以经济手段发展出切实可靠的亲中势力。

就越南的现状，我国也应记取相应的教训。最根本的，就是要始终保持、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，在实践中不断教育党员、干部和人民群众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“三个自信”。在社会利益多元化不断发展，中国与西方的人流、物流，特别是信息流迅速交流的背景下，不应再要求所有人都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。但是越是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，越要使党员干部，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，不断强化政治定力。同时，还要保证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力量，也是捍卫国家的基本制度、党的基本路线的最坚强的力量的人民军队，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绝对纯洁，绝对忠诚，绝对可靠。没有这样一支政治上真正合格的人民军队，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，就没有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可言。25年前的政治风波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全军官兵，特别是参加首都部分地区戒严的部队，真正发挥了共和国卫士的中流砥柱的作用。这与后来苏联发生的事情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也决定了中苏两国的国家命运的根本不同的结果。而要保持人民军队的“三个绝对”，就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，对各级官兵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、合理性、有效性的，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宣传教育。

金灿荣教授曾经总结：在亚洲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中国比耐心。我们可以认为，中国的耐心，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信和坚持，对亚洲各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的。这种自信，应该成为我们分析和处理中越关系的战略定力和智慧的源泉。推荐：www.shusongdai126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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